新譯韓非子( 二版 ).jpg  (圖片引用自博客來)

  

《顯學》:「夫嚴家無悍虜,而慈母有敗兒,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,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。」

 

  說起韓非這套法家學說,可真是了不起。畢竟他出生於戰國末期,所以能飽覽各家學說,無疑被後世定義為「集法家大成」的人物。

  為什麼我會對這套學說有興趣,這應該要從閱讀之初開始說起,那時候只閱讀小品文學的我,無意中讀了「奸的好人」這套書籍,其中就提到東西方的兩套顯學,東方是《韓非子》,西方是亞當.史密斯《國富論》,不過當時即使知道了,也無力閱讀這兩部經典學說。

  從奸的好人到韓非子與國富論,期間歷經了四年的時間,直到至今我才有能力去消化這套學說,所以閱讀是循序漸進的,這是沒有錯的,畢竟我就是這麼來的。

 

  法家學說其實並也沒什麼特別之處,簡單說就是把人性加以剖析之後得到的根本,了解這點後便能很輕易的理解,他是基於人性立場所撰寫的學說,是一種純粹功利唯物主義的思想體系。

  當時我也不太明白,當讀完後我才真正了解,這兩套學說當真非常了得。很多學說都是使用教育勸導人要向善,向善由另一種角度來看,就是違背人的本性,也就是扭曲人格的一種作法,所以要教導人向善為什麼會是艱難的,這點就不難理解。

  然而這套學說卻不這麼做,他是把人性利己主義發揚光大的學說,也就是他不是用扭曲的教育法來改變人的本性,而是採取另一種方法,是提升人的本性,把人原本天生既有的本性透過教育學會運用的法門,也可以說是以人的天性加以強化扶植,得到最大的發揮作用。所以是很給力的學說,當然這是大多數學者難以認同的地方。

 

  法家所主張的「法」、「術」、「勢」:法即是「法制」,以嚴刑峻法管治國家百官百民,有功者重賞,有過者則重罰;術即是「權術」,國君要懂得如何利用政治手段,駕馭臣下,對付政敵,以彰顯與保持權力地位;勢即是「權威」,國君要保持自己的絕對權威與權力,才能駕馭臣下。

  簡單說就是用法律、制度統御國家全體,用權術控制百官,用威勢製造太平盛世。這樣全國上下皆能安居樂業。雖然我不太想承認,不過法家學說在現代社會來看,幾乎是一開公開的祕密,雖然大家表面上一致排斥,但私下卻人人用之。這有點像是《厚黑學》、《孫子兵法》、《君主論》這些被世人排斥,視為黑暗學說,就又令人難以棄之。

  如大到國家、企業,小到家庭,雖然許多上位者口上充滿仁義道德的學說,但執行起來卻還是法家學說。畢竟直到今日,我還沒見過有哪位經營者是不用權術的,不用制度的。我想這應該是最合理的事實。

 

  雖然不想承認,但國富論所闡揚的也是這樣的概念,韓非重於法,國富論雖然沒有明確的指出「法」的重要性,但國富論所談的是「精密的分工」,一個國家要強盛,就要採取精密的分工,讓國家全體各司其職,這也帶出「制度、職責」的重要性,制度便是法家的法,所以這兩套學說談的基本上也大同小異。只差在國富論不針對人性去談罷了,主要談的是國家富強的論述。

  不過這點韓非就有談到,更深入剖析人性,畢竟承襲荀子「人性本惡」的學術體系,在他身上更變本加厲的發揚光大。雖然不想承認,然而對照今日所見,還是不得不承認,韓非真的是看透人性的劣根性。人的劣根性究竟能卑劣到何種地步?

 

  韓非分別從父子、夫妻、主僕、君臣、群臣等各種人倫關係來解釋證明這一點,他認為任何關係都是牽扯到利益。如父子關係,在那個時代便有嚴重的重男輕女,可見對照今日,這關係依然沒有淡忘,但想想今日和這套學說的時間差了兩千兩百多年,這觀念依然深植人心,可見這是人性難以抹滅的本性,在多數人眼中,產男總是比產女的價值要高許多,這裡便是心懷「計算之心」。

  而兒子漸漸長大後的關係,依然沒有超脫出這個層面,還是在相互利用計算,如同今日所見,當兒女長大後,外出工作,如果沒有供養父母,那便被父母視為不肖。在儒家學說便已「百善孝為先」來框之,如果沒有做到,便會被世人唾罵,因為父母認為養育兒女就是為了自己老年的利益來盤算,在這個角度上來看,也是不脫離「計算之心」。

  就如同今日見到許多父母總是會在口頭上說:「我只是希望我的兒女能平凡長大,平凡的人生。」然而見到與兒女同輩的都闖出一片天空時,那種心態還是會懷藏著羨慕之情,這點還算是小,甚至有許多父母是會把這遷怒於兒女身上,不斷的數落在數落,因為一切皆為利益也。

 

  而夫妻關係同樣如此,或許應該從開始交往前,那便懷藏著許多的計算,總是要不斷的觀察在觀察,檢驗在檢驗,對方的條件是不是能讓自己未來更好,如果不能即棄之。當然有些人會說我才沒有,不過這在婚後便會慢慢顯現。在韓非說法,夫妻是由男女感情相結合,而男女感情比父子天倫之情更脆弱,更容易相互計算,彼此猜疑。因為一切皆為相互計算的緣故。

  就如同見過許多男女,在婚前情感正濃,很多事情會失之焦點,等到婚後情感漸漸淡薄,這一刻理性慢慢復甦,很多事情便開始聚焦,最嚴重的莫過於經濟上的考量,對現今社會而言,經濟考量遠比任何問題更重,畢竟很多問題最終都需回歸現實,而現實是大過一切的,人便因此而算計。

 

  主僕、君臣、群臣這三者在今日來看,都可以視為相同問題,這也是計算在利益上,今日套用在企業組織上來看,一切也非常合理。如同當時在任職企業時期,公司所給的報酬就是一個定數,但公司想推新的制度時,便會遭受各方阻攔,原因也是如此。因為由人性的角度來看,人都是會計算自身的利益的。做原本的工作,領這個定數,可以視為理所當然,但推行新制度時,那便是屬於多出來的工作,而定數依然不變,任誰都會排斥的,因為一切皆為捍衛自身的利益所致。所以說什麼「君臣、主僕有情有義」都是一種多餘的。

 

  而他同樣在〈說難〉的篇幅提到,要勸導他人是艱難的。曾經我就真切的體會到,當時並不得信任,於是我也什麼都不提,縱使有也不想提,然而某同事總是喜歡把我和他說的意見轉述給老闆知情,其後再提到這是我所發現的,對此我總是避而遠之。幾次之後便和同事說,以後想轉述時,就用你的名義轉述,不要牽扯到我。為什麼?因為這就是說難。

  就如同歷史總喜歡提到忠諫之士,像在唐太宗時代有魏徵,魏徵忠諫一生被唐太宗視為鏡子,但唐太宗是不是在一開始就完全相信他?當然不是的,是經過幾次之後,唐太宗才相信他,對他加以重用。說難便是如此。

  但在歷史上忠諫被宰的相信是我們今日無法想像的,如孔子,雖然他說的並沒有錯,他的儒家學說對國家也有實質的幫助,難而他卻無法得到魯國的信任,逼的他最後只好周遊列國,然而到哪都還是不得信任,原因何在?所以勸說他人是艱難的,即使所講述的是對的,難而對方未必會採用,未必會領情。

 

  如今日的富人稅,很有趣的是,在韓非的「顯學」篇幅也提到,以下是那個段落:『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:「與貧窮地以實無資。」今夫與人相若也,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,非力則儉也。與人相若也,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,非侈則墯也。侈而墯者貧,而力而儉者富。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,是奪力儉而與侈墯也。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,不可得也。』

  白話:『現在有學問的人談論政治多數說:「把土地分給貧民,資助沒有資金的人。」人和人的景況是差不多的,沒有豐年或其他收入,卻獨能豐衣足食,不是工作努力就是生活節儉。人和人的景況是差不多的,沒有饑荒、疾病、災禍等不幸,卻獨自貧窮的,不是奢侈就是懶惰。奢侈而懶惰的就會貧窮,努力而節儉就會富裕。現在君主向富人徵稅,卻用來施給貧民,這是剝奪努力節儉的人的利益,給予奢侈懶惰的,這樣想求人民努力工作節省用度,是不可能的。』

  不過如果反過來說,政府開徵富人稅背後的用意到底是什麼?由這看來就不難理解,為了讓社會更差,那國家更貧窮,由此一論點來看,倒是挺合情合理的,畢竟大方向就是要讓人民過慣奢侈懶惰的生活,這樣富人便會越富有,窮者便會越窮,貧富差距便不會因此而有所縮小。

 

  在顯學中所談到的還有「慈母多敗兒」,一樣是基於人的劣根性為出發點,畢竟為人父母都有那樣的擔心,為了讓兒女長大能對於自己有所幫助,於是就會激起那種所謂的愛護之情,豈之反而是害了兒女,也害了自己。

  當然韓非學說並不只談及這些,但內容核心都不超脫出「法」、「術」、「勢」三者,也都是缺一不可必須互相配合地運用。大到國家,小到家庭,都是頗為適用的。至於其他的還是請有興趣者自行閱讀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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